文:蘑菇姑姑 | 壹心理专栏作者
本文首发于公众号「心理公开课」

中国第一部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《二十二》上映了,海报上写了四个大字——“深情凝视”

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观影感受。

 

最深的痛苦,是无法言说的,只有凝视。

影片中,大多数时候画面是静悄悄的,安静的村庄、无聊呆坐的老年生活,画中人、导演、观众一时却都陷入了失语的状态。

平静的日常将我们带进一种流动中,我们观看着奶奶们的真实晚年生活,也沉默地注视着她们苦心经营了大半生才构建起来的平衡和平静。

正如导演所说,那些过去的故事已经无需要用以语言,只要陪伴,你就能触碰到深锁的脆弱和悲伤。

 

所以很难用“好看”来形容这片子,这可能连完整的纪录片都不算,它就是一段影像合集,只是为了感知和铭记。

 

紧迫的是,这样凝视的机会也不多了。

郭柯导演拍摄《三十二》的时候是2012年,中国22万慰安妇中有最后32名幸存者。

到2014年拍摄《二十二》的时候,就剩22名幸存者了。

而在这部片子上映时2017年,她们只剩下8位。

 

影片中的老奶奶们平均年龄有九十岁了,作为创伤幸存者中生命力最旺盛的一部分,她们幸存到了最后。

难以想象,活下来的这六十、七十年中,她们是如何平静、孤立地咀嚼生命痛苦,以何种强大的意志力推开过去,从难以逆转的创伤中求得生存的?

 

《大屠杀的见证:记忆的废墟》中总结战争给人带来的创伤时说,

“谁能为这些破碎的心灵马赛克找到一个恰当的墓穴?生活仍然在继续,但同时在向两个方向继续,未来仍然无法摆脱悲痛记忆的挟持。”

 

此时,死,是更容易的,活着,却更难……

这里有两个故事,一个是日常生活,另一个是过去的创伤。

同时体验着内外两个故事,才是她们“活着”的真实,让人悲伤也敬畏的真实。

-01- “那时候,眼泪都往心里流”

韦绍兰老人1944年被日军抓走,送到马岭慰安所,3个月后,她趁着给日本人洗衣服看管不严,找到小路逃出来。

 

可是,噩梦并没有结束。一回到家里,她就哭了,丈夫说她到“外面学坏了”。

而就在丈夫不理解她的时候,她还发现自己怀孕了,是日本人的孩子。

她试着喝药自杀,被救回来。在别人的劝说下她生下了这个孩子,叫罗善学。

这个孩子成了别人眼中日本鬼子的后代,终生被异样的眼光包围,没有娶妻,靠看牛过活,68岁后,他也开始担忧自己老了连倒水的人都没有,说如果生病了,他就喝农药死了算了……

创伤是覆灭式的。

很多时候生活的“正常感”是非正常的。相对安全的现在,以及废墟般的、一直存在的过去,它们都是生活本身。

 

创伤的幸存者极力试图把这些记忆清除出去,努力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,继续生活。然而,这需要巨大的意志消耗,才能背负着这些恐怖的记忆,以及对自己脆弱的羞耻感活下去。

 

韦绍兰老奶奶对着镜头说:“那时候眼泪都是往心里流。”

奶奶没读过书,这并非一句好听的形容,而是真实的生活感受。

 

1941年精神科医生卡尔迪纳(Abram Kardiner)出版了《战争创伤神经症》(The Traumatic Neuroses of War),

 

卡尔迪纳记录到,创伤性神经症的患者保持一种长期的、对危机的警惕和敏感。

“神经症的核心是真实存在的神经元”,也就是说创伤后的压力反应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,而是有身体基础的,是整个身体对创伤性事件都有反应。

 

案例中记载,有一位在集中营遭受长达数周的幸存者,战争后再也不能说“我很渴”,因为如果一用语言说“我很渴”,他就能感到和当年在集中营同样的感觉,憔悴到丧失理智,快要倒下……

 

当感知力仿佛固结在创伤的时刻,哪怕是常人眼中普通的生活事件,也会带来情感冲击,这是我们所不能体会的。

而在种种危机的敏感中,人最最困难的就是直面一种无力感。

 

林爱兰奶奶,是一位刚烈的女子,被日军抓去两年时间,她杀过日本鬼子,为抗战军队偷过日本的弹药。

即使只能靠椅子挪动身体,也在家里挂满了镰刀、水果刀,随时准备对付小偷。

然而,一说到自己的母亲,她却抑制不住地开始抽泣,母亲被日本人抓住,被绑起来,扔进了河里……

她痛苦地拭去眼泪,很久都没有说话。

人遇到困境、无法作出反抗,这样的无助和愤怒,会让你觉得“我再也不是自己了”,这是一种语言极难形容的感受。 无法进行的反抗会变成所谓未完成的动作,最终固化在人们的身体里,让人无法去解释、也翻越不过去,成为沉默的隐痛。

 

也许你会问哪个才是她们,平静的,还是流泪的,都是的。

所有没有说出来的,都没有逝去,而是存在于内在的真实中。

 

-02- “不说了,不说了。”

面对最痛苦的经历,她们只能隔离自己的感受

创伤,其实是很难讲出来的。

灾难发生的时候,人们记得的只有所有的细节,但是说不出来。

所有的创伤回忆都是画面和感受先于语言的。

它们在脑海中的痛苦太巨大的时候,心灵会窒息到空白,完全用语言描述不出这么震撼的心灵感受。

 

科学家们发现了大脑中的布洛卡区是语言中心,中风病人的这片大脑区域通常会因为中断而出现问题。如果布洛卡区不能正常工作,你就不能让你的思想和感情变成词语。

 

扫描创伤幸存者的大脑,我们可以看到激发起创伤记忆时,负责图像的大脑区域是亮着的。而布洛卡区在回忆到创伤事件的时候,通常是不能正常工作的。也就是说,当语言无力描述时,图像就会以噩梦或闪回的方式萦绕着我们的大脑。

那些记忆碎片独立于语言之外,持续将创伤幸存者带回到现场。

韩国老人毛银梅老奶奶们试图回忆过去,说到被日本人抓走,她哭了,说“不说了,不说了。”

两次抓进慰安所的山西奶奶李爱连也说,“自从17岁以后我再也没说过这些了。”

六、七十年过去了,奶奶们可能是真的忘记了故事本身,但某些留在身体里的恐惧感受或画面可能却依然清晰,不然她们不会再次哭泣。

这种对创伤的无可言说,强化了无助感。她们被自己的感受隔离了。

 

多数时候其实旁人也并未准备好接受创伤,少有机会给予创伤者聆听的机会。

特别是从战争中活下来的老奶奶们还顶着“汉奸“”日本娘“的骂名,她们说不出口、也没有找到地方和方式诉说自己的苦难。

然而,屏幕上,当九十多岁的老奶奶一遍遍说着日语里的“请坐“”欢迎光临“这样的短语,你又知道这些记忆真实存在。

 

“天上下雨路又滑,自己跌倒自己爬,自己忧愁自己解,自流眼泪自抹干。”

这是韦绍兰奶奶在《三十二》中偶然念的歌谣。可能是当地的民歌,但是从老人嘴里念出来,像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倾诉内心的孤独和痛楚。

3. 善良的灵魂:

“这世界真好,就是吃野菜也要留着这条命”

 

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,志愿帮助海南的受害老人五年多,有一次,她拿一张日本人的照片给王玉开阿婆看,那个照片上的日本人很老了,80多岁。

阿婆看那个照片没有哭,也没有生气,却笑了,她说日本人也老了,连胡子也没有了。

 

以为会恨,会哭,却什么都没有。

 

郭柯导演在拍摄中发现,超越所有对苦难和仇恨的预判,老人身上更多的共同点是,平静、善良、乐观。

 

她们平静自然地喂着院子里的流浪猫,招呼着你来抽烟,给每个摄制组给孩子插上自己喜欢的花,做好吃的看着大家吃,给来告别的导演发红包……

人们常常会问,带着无可挽回的创伤,人要怎么活下去?

或许,唯一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强化了生命正面的部分。有时候,只是学着让生活前进,让问题不再是生活的主旋律,而是不断演化成漫长、宽广生命叙事的一部分,就有所帮助。

 

“慰安妇”只是一个控诉语境里的标签,但是她们不是标签,而是活生生的人。

她们用巨大的忍耐力生活着,就像每个人身边慈祥的老奶奶,这种存在本身超越了原谅与否,痛苦与否,仅仅是生命力本身。

她们说:

 

这世界真好,就是吃野菜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。

(韦绍兰 广西桂林幸存者)

 

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,不要再打仗。因为一旦打仗,会有很多人死去的。

(陈林桃 山西幸存老人)

最初,我们来寻求仇恨,却找到了废墟里开出的生命之花。

这已经是那无法言说的一切——一种在任何境况下都要活着的力量和人性的善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:

我只害怕一件事,我怕我配不上我自己所受的痛苦。

其实,人们也只怕做得还不够,配不上这些奶奶们付出一生受的痛苦,也追不上流失的时间和记忆。

 

无论如何,希望长眠青山的她们因为我们的铭记稍感安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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